文/周江锋（河南淅川）
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回忆起小时候的乡村文化生活，可能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露天放电影之事；而叫四十岁以上的人回忆起来，在放电影之外，可能还要加上两样：看戏和听说书。看戏需要有戏看，也就是需要请戏班。那年头请戏班可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是戏班少——那时候淅川南营有个戏班，邓县犁陂有个戏班，我们这里方圆百里内就这么两个戏班，哪像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戏班。现在戏班也不叫戏班了，叫什么“电声乐队”，农村人叫得更直接——“点歌台”，红白喜事，需要请“乐队”或“点歌台”。由此也可以看出演出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内容上不再以单纯的古装戏为主，有现代戏，有唱歌，有跳舞，有的还夹杂有杂技、魔术等，但大多以唱歌为主，不然怎么能叫“点歌台”呢？“歌”的体裁也很多，有：通俗歌、流行歌、民歌、校园歌，等等；演奏乐器也有很大变化：不再是过去的板胡、二胡、三弦、鼓、锣、镲、笙、箫等，而是电子琴、电吉他、单簧管（或双簧管）、电子鼓等这些融合了现代声、光、电元素的东西；二是戏班大——那时一个戏班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三五十人，可以同时上演多个人物角色，哪像现在三五个人、七八个人，顶多十来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乐队”了；三是戏班贵——那时请一台戏是很贵的，往往一个大队（现在叫行政村）都请不起，需要几个大队联合起来才能请得起，所以一年内看戏的次数也就那么一次两次，且有人喜欢看戏有人不喜欢。我就属于不喜欢的那一类，故对看戏确实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我却很喜欢听说书。说书人好请——一袋红薯干或一袋苞谷面（或糁）就能打发得走人，所以，一个生产队（现在叫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年内也能请上三、五次。因此，我对说书这件事倒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农村人有农活，农忙时节谁听说书？所以，听说书的好时节一年中有三次：一是仲春，即农历二月份。正月虽闲，但旧俗正月一般是不干活的，说书人也忌讳正月里外出行旅；三月、四月阳气回升，春耕春播，已经忙开了；“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五月，割麦季，抢收、抢种，累得叫你腰都直不起来，哪有闲暇闲心去听说书？所以前半年只有农历二月份还比较闲，是听说书的比较好的时节。但春寒料峭，一般只能在屋里听。到了农历六、七月份，也就是夏末秋初，这时候麦子已经归仓，秋庄稼正长着，除了打药、除草，别无其他活，正是听说书的大好时节，也是一年中听说书的最好时节。
我至今还记得这样的图景：夏夜的打谷场上，明月高悬，清风徐来，凉爽惬意。刚刚碾过麦子的打谷场，平坦如镜，在明月的朗照下，看上去明光明光的，真个似积水空明。一百多男女老少，或蹲或坐，或躺或卧，黑压压的一大片。前面放一张四方斗桌，桌腿上绑一根丈把高的竹竿，竹竿顶上悬挂着一盏汽灯（不是电灯，那时候还未用电；但感觉汽灯比电灯还亮，照得明光光的稻场白花花的，照得周围的庄稼都看得一清二楚）。说书人就在此时登场了，却原来是一个驼背中年人。往椅子上一坐，一声不吭，慢慢地从一个帆布袋里拿出吃饭的家伙来：先是一面小圆鼓，接着是一个三条腿的鼓架，组装好后（三条腿需交叉安装）往地上一支，把鼓架上，“梆梆梆”地先敲两声；然后是两块半月形的铜片，用左手手指（具体是哪几个指头我始终不太清楚）夹了，“丁零零”也先来上两声；然后好像还有一本书，端端正正放在面前的桌子上；好像还有一个大茶杯，装满了茶……等一切都准备停当，说书人又坐下去，开始吸烟、喝茶、看书，不看人，也不与人搭腔，好像整个世界都与他无关。但也就是一袋烟功夫，说书人站了起来，仍不看人，左手仍夹了那两块铜板，右手拿一根鼓槌（比筷子略长比尺子略短，中指那么粗，一般是木柄布槌），先来一阵鼓、板合奏。只见那鼓槌不停舞动，两枚铜片上下翻飞，就这两样乐器，那声音却是那样清脆、激越、和谐、婉转！鼓、板合奏完后，说书人终于开腔了：“四十八板打了了，大伙儿也来的不少了。咱们今天不表帝王和后宫，单来表表咱们的杨令公……”——声音苍凉而悲壮，音域很宽厚，沉稳有力。以至于许多年后我还带着那声音去网上一次次查找、求证，并最终得出这种曲艺形式并非简单的三弦书，而是一种近似于西河大鼓的地方曲艺——西河大鼓除了鼓、板外，还要加上三弦，他只是少了三弦而已。但就是这一鼓一板，却给我的细胞里植下了艺术的基因，成为我艺术生命的源头。但可惜的是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到外地求学，再也没有见到那位驼背艺人了，也不知他家在哪里姓啥名谁！如今不知他还健在否？如果健在，我一定要为他申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身份！后来我在镇上的茶馆里还看见过说“坠子书”的人，打的是竹简板（我们这里叫“丫子板”），没有鼓，另有一人拉三弦（或用另一只手拉三弦）。我当时并不知道那就是地地道道的“河南坠子”，但我现在却可以很肯定地说：“‘河南坠子’是赶不上‘西河大鼓’的——无论从乐器的音质来说，还是从说唱的内容来讲，‘西河大鼓’都给人一种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感觉，而‘河南坠子’却总有一种花里胡哨、花拳绣腿的印象！”
至于“说”的内容，我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杨家将》《呼家将》《岳飞传》《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似乎都有可能，因为这些书名我最初确实是“听”来的！但感觉单田芳、刘兰芳这二位评书艺术大师也说过这样的书目，而我又是这二位的忠实粉丝，所以这些书目到底是从谁处听来的，现在已很难确证了！
进入农历八月，秋庄稼开始渐次成熟起来，农家又进入了一个繁忙的季节。说书的人也忙着回家收秋（他们一般是不脱离生产劳动的），于是，繁华热闹的说书场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寥落沉寂下来。而当说书人背着他那个熟悉的帆布袋子再度出现在小村时，已经是种罢麦麦苗青青的寒冬时节了。这是听说书的第三个黄金季节。但此时已经很冷了，户外是绝对去不了的，只能在某个农家屋内暂借一片之地。说书人与以往没有什么不同，只是脸有点儿酱红——那是劳累和喝酒的效果。听说书的人也不多了，大多是一些妇女和老人，年轻男女听说书的很少了；学生第二天还要上早学，所以小孩子就更少。但我却不怕起不来，仍照听不误，且场场不落。也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日熏月染中，我的艺术细胞渐渐多了起来，细胞里的艺术因子也渐渐成长起来，以至于现在竟有点儿蔚然成材之势。因此，如果要让我说出我如今能走上文学之路，最先要感谢的是谁，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先要感谢的，就是那位驼背的、目不斜视的、全神贯注的、一丝不苟的、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乡村说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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