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交流频繁关系极为密切，与汉朝建立起臣属的关系。每年都会定期或不定期来到中国进行朝贡，他们亲眼目睹了中国清朝时期的盛况，并将所见所闻如实地记录在《燕行录》中。
中国与朝鲜的音乐文化交流最早可追溯到汉朝，这一时期的交流体现在高句丽的鼓吹乐和琵琶乐器，以及王山岳在中国七弦琴的基础上制作玄琴，并创作的近百首琴曲。新罗时期，玄琴也常被使用在音乐舞蹈活动中，并学习中国的教坊机构设置了音乐机关。
高丽时期，中国宋朝的大晟乐和燕乐传入朝鲜，在宫廷举行祭祀或宴会等仪式中加以演奏，在朝鲜音乐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朝鲜音乐的发展在清朝之前就受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熏陶。
《燕行录》是朝鲜使臣往来燕京时根据所听所见而记录下来的文字，书中记录的文字长短、卷数的多少均不受限制，如实地记录了－年朝鲜使臣来往中国的文化交流情况，全集在内容与时间上都极为宽泛，涉及的领域众多，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朝时期中国音乐的现状
音乐文化的发展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有着其本身固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音乐不会因朝代的更替而被取代或灭亡。清朝时期的音乐，在继承历朝历代乐器和器乐的基础上，在其经济繁荣发展、都市兴盛的带动下，还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入华传教，进而中西文化不断交流碰撞使清朝时期的音乐有了汇集的中心，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也非常广泛，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局面。
一、乐器
清朝时期的乐器有很大的发展，随着国家的统一以及各民族间频繁的文化交流，使这一时期的乐器不再单一，打破了民族间的界限并流入多样的少数民族乐器。在这一时期应予重视的是琵琶、古琴演奏艺术的发展，拉弦乐器的多样化、唢呐的普及和西方乐器的传入，这些乐器对中国音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琵琶在唐、宋时期就己经流行，当时的琵琶没有乐谱和演奏家，并未得到重视。在清朝时期，随着小曲的兴盛，琵琶常用于伴奏，而且还加入人声演唱。一些琵琶演奏家也随之出现，如万历年间的李近楼和汤应曾等。
清朝时期古琴己发展到高潮时期，其琴学的发展和古琴演奏技术的提高，使古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此时的古琴琴谱刊印的很多，在新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有《秋鸿》、《平沙落雁》、《渔樵问答》等，其流派分为江、浙两派。
“胡琴”类拉弦乐器在清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在元代胡琴制作的基础上，不断地加以改进形成了多种不同形制、不同音色的拉弦乐器。用来伴奏的板胡、京胡还有四弦的四胡，是随着民间戏曲音乐的发展出现的。胡琴类的拉弦乐器被广泛地使用在各种民间乐器合奏中，丰富了乐队的演奏色彩。
唢呐在明朝时期用于军乐，使用广泛。清朝时期的唢呐不光用在军乐中，在民间戏曲、婚丧嫁娶、喜庆节日等也用唢呐伴奏，或是在乐器合奏中与其它乐器一起演奏。
清朝时期，西方的音乐理论、乐器等主要是通过欧洲传教士的入华传教而传到中国，当时在国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乐队
清朝的统治者为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宫廷音乐十分重视，在继承历朝历代礼乐制度的基础上，为满足本朝的统治需求进行了相应的改变，对明代的宫廷音乐所用的乐器进行不断翻修，沿用了明代宫廷的教坊14制度，其宫廷音乐主要用在宴乐、祭祀、朝会等大型活动中。
并为各种活动规定了较多的音乐形式，宴乐指的是乐器的合奏乐，祭祀乐演奏中和韶乐、卤簿大乐；朝会乐演奏中和韶乐、卤簿大乐、丹陛乐和铙歌乐。其祭祀乐的演奏规模通常很大，中和韶乐多达２０４人，卤簿大乐是边走边演奏的也需１１６人，朝会乐所用的丹陛大乐也有２４人。宴乐的演奏形式按照要求而定，其组成的演奏乐器和人数也有不同。
清朝时期世俗音乐乐队的组织形式也变得非常丰富。随着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带动了民间音乐的繁荣发展，民间小曲、婚丧礼仪乐、说唱音乐也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了许多音乐体裁形式。
其说唱音乐的内容，有民族性的精华也有封建性的糟粕，又称作曲艺。它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是由古代民间口头文学和歌唱艺术经过漫长的发展和逐渐变化而形成的。
三、乐理
清朝时期音乐理论方面的成就以乐谱、乐著及音乐笔记等为代表。主要体现在乐律理论、声乐理论、琴艺理论上。这表现了音乐学家们在各自的音乐实践中所持有的冷静与理性态度以及在音乐探索上的继承与开拓精神。在这一时期，我国人民在生活实践中得到了总结使乐律方面有所成就。
朝鲜使臣在燕京的文化活动
一、朝鲜与清朝朝贡制度的确立
中国的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大国，在国际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许多国家缔结“藩属国”的关系。
清朝时期，朝鲜作为藩属国，其音乐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朝贡”的形式进行的，朝鲜每年都会派使臣定期或不定期的来到中国。他们在不受礼制和形式的约束下，将当时的状况全部真实地记录并流传下来，这种“纪实”类型的记录在全世界都是很难找到的。
二、朝鲜赴清使臣使团概况
清朝时期朝鲜使臣的“燕行”路线基本与明朝时期相同，此行程一般耗时３０天，使臣们通常在北京会逗留２个月左右，往返路程大概需要５个月之久。
朝鲜使臣来到清朝，担负着各方面的任务。在音乐文化方面，则是在中国购买乐器、乐书，向中国乐师学习琴艺等。
使行团中朝鲜使臣利用出使的机会购买了一些中国的书籍，一是为了完成朝鲜王朝政府的求购任务，二是出于朝鲜使臣自身的兴趣爱好，在中国的音乐文化“慕华”的情感驱使下，收藏喜爱的书籍回到朝鲜后学习并利用。朝鲜使臣的购物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音乐在朝鲜的流通。
三、朝鲜使臣在燕京的交流活动
清朝时期正值“人臣无外交的时代”，朝鲜赴清使臣在两国的交流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在使节团成员中有很多是随行子弟或是亲族，他们都是汉文素养较高的文人和学者，金昌业、洪大容和朴趾源三人就是以随行子弟的身份来到燕京的。
他们在完成朝鲜王朝的任务之后，不仅可以用汉字记录下在京期间的经历，还以笔谈的形式和清朝文人进行交流，并且参观了西方天主堂，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的文化也与西方传教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使之有了“西学”的认知。
清朝时期，天主堂的建立，吸引了许多朝鲜使臣，他们来到中国以后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参观、访问了天主堂，并与西方传教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使朝鲜使臣对西洋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传教士在华传播西方乐器的贡献较大，其渊博的学识和才华得到皇帝的重视，使西乐在中国的传播得到了认同和支持。
朝鲜使臣与《燕行录》
一、金昌业的《燕行日记》中的音乐记录
在清朝一行中，金昌业将沿途的见闻用文字记录下来，著书有《燕行日记》、《老稼齊燕行曰记》、《燕行埙篪录》。其著书收录多的是汉诗，以描写中国的山川风貌以及风土人情等，其中也有与清朝时期的年轻秀才交流的记录。他与文人的交流内容涉猎范围很广，如历史、文化、风俗等但多以诗文来回答，以此来交流感情。
在《燕行日记》中记录，他在十里堡见到了乐器琵琶，琵琶的腹圆头长有两条弦，曲调甚促，他所记载的琵琶实际上是乐器阮。在燕京的崇文门外见到了乐器笙，并请一年轻人吹奏一曲，其声清婉可听。
总之，金昌业在燕行滞留期间，结交了一些知心的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之后对清朝的音乐文化有了新的认知，并发挥自己的社交能力掌握了与文人之间交流的要领，为后来洪大容、朴趾源等人的燕行之旅奠定了基础。
二、洪大容的《湛轩燕记》中的音乐记录
洪大容朝鲜北学派实学思想的奠基人。自幼酷爱音乐、历法、算数等学问，他是主张利用厚生的北学派思想家，也是弹着琵琶抒发对大自然热爱的文人。年，此次燕行在北京停留了62天，在清朝时期，洪大容结识了潘廷筠、严诚和陆飞三位学士，并与他们结交为朋友，交流最为频繁。当时他们以笔谈的形式交流，使洪大容在思想有了改观。
洪大容来到中国的时候，西方文化己经随着传教士的入华而传入中国，随之进入中国的还有西方的天文、历法以及一些先进的机械装置。洪大容到天主堂去观赏西洋的文物并学习，与天主堂内的钦天监刘松龄、鲍友官进行了面谈，观赏了一些西洋器物。
西洋乐器“管风琴”、“自鸣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打开了他的眼界。他对管风琴和自鸣钟产生极大的好奇，并在《湛軒燕記》的《劉鮑問答》中详细地记录下来，记下了关于风琴和自鸣钟的制作原理、用途以及它的运行原理。
三、朴趾源的《热河曰记》中的音乐记录
朴趾源随其堂兄朴明源率领的使行团于年正祖４年来到中国，为庆贺乾隆皇帝的70岁寿辰，历经３个多月的访华经历让他亲眼目睹了中国清朝时期的繁荣盛世。在此期间，他不仅考察了政治、经济情况，还对中国的音乐文化也进行了考察，与学者王鹄汀、尹嘉铨有多次的交流。
在《熱河日記》中他对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以及婚嫁、丧礼等风俗进行了描述；在《射虎石記》一文中有关说唱音乐的记载，弹琵琶唱小曲儿等词曲的演奏形式及词的解释；
在《風琴》一文中追忆了金昌业、洪大容对风琴的制作及发声原理的描述，并对未能亲眼见到管风琴而感到遗憾；
在《忘羊录》一文中，同王鹄汀、尹嘉铨的探讨了有关音乐方面的知识，他在与二人谈论音乐知识的时候，忘记了羊在烹制，所以将篇名记为《忘羊录》，在文中他与二人谈论了什么是五音、六律？并阐述自己对音乐的理解，询问洋琴传入中国的时间，他的好朋友洪大容懂得音律会调弦，可以弹奏洋琴，并将其与多种乐器一起合奏。
由此可见，朴趾源对清朝中国音乐的记录也是较为详实的，他所著的《热河日记》涉猎范围很广，是一本十分珍贵的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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