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山西一直是中国宝卷流布及其演唱活动的中心地区，且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文艺资源。山西民间宝卷与山西民间文艺交互影响，二者的关系极为密切。
从清道光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山西的世俗故事宝卷极度繁荣。这些世俗故事宝卷，除了少量的新编时事宝卷和从教派宝卷转化而来的民间宝卷之外，其余均改编自其他民间文艺。北方民间宝卷与鼓词和梆子戏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山西民间宝卷最为典型。明确改编自鼓词的有：《金锁记宝卷》（改编自《聚仙炉鼓词》）、《蜜蜂记宝卷》（改编自《蜜蜂记鼓词》）、《红灯宝卷》（改编自《红灯记鼓词》）、《双钗记宝卷》（改编自《绣像双钗记》鼓词）等。金戈铁马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是大鼓书和梆子戏的传统题材，自然也会被移植到宝卷中，永济宝卷中的《唐王访贤宝卷》《杨门忠烈宝卷》《杨宗保征西宝卷》《八郎送饭宝卷》《天门阵宝卷》即是实证。山西世俗故事宝卷改编自明清通俗小说的也不少。介休《佛说忠良仁义贤孝宝卷》改编自清初惜阴堂主人的小说《二度梅全传》，介休《鹤归楼宝卷》改编自李渔的拟话本小说集《十二楼》中的《鹤归楼》。永济宝卷中有五种是改编自《今古奇观》的，《白衣庵宝卷》据“崔俊臣巧会芙蓉屏”改编，《寒山寺送子宝卷》据“宋金郎团圆破毡笠”改编，《香山寺还愿宝卷》据“刘元普双生贵子”改编，《颜三娘教子宝卷》据“徐老仆义愤成家”改编，《鸳鸯谱宝卷》据“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改编。鼓词、梆子戏、通俗小说之外，山西世俗故事宝卷也有搬演道情曲目的，如《卖道袍宝卷》《忠孝贤宝卷》；也有照搬民间善书《宣讲拾遗·爱女嫌媳》的《佛说爱女嫌媳宝卷》。大致来说，山西介休宝卷与鼓词、小说的关系密切，永济宝卷受道情影响较大，二者都与梆子戏有密切关系，且与宝卷同一地域内的最为流行的曲艺、地方戏是最有可能被改编的。
以上所谈的“改编”是从文本的相似度来做判断的。其实山西的世俗故事宝卷与民间文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本的改编上，还体现在音乐和表演艺术的借鉴上。不可否认，虽有仪式音乐的规约，但宣卷是建立在方言和地域音乐的基础上的，不可能不体现地域特色。对当地流行的民间音乐和其他曲种表演艺术的借鉴是非常自然的。插唱流行小曲是宣卷的一个传统，到了民间宝卷时期，虽不像教派宝卷时期那样固定在每一部分都唱小曲，但﹝哭五更﹞﹝莲花落﹞之类几乎在每部民间宝卷里都要唱。而且作为宣卷附赠品的“小卷”，在民间宝卷时期极为活跃，更是将当时最时兴的小曲小调带入了宝卷。某地的宣卷必然与当地最盛行的民间文艺发生深刻的关系。在山西永济，宝卷是在道情班社中宣演的，宣卷是由河东道情艺人来操作的，除了遵循宣卷的仪式规程之外，完全使用了道情的表演方式。伴奏乐器有渔鼓、简板、三才板、竹笛、四弦、木鱼、三弦、碰铃、梆子，中间插唱﹝耍孩儿﹞﹝皂罗袍﹞等道情常用曲牌，还会在七字句或十字句韵文唱段中间插入器乐演奏。事实上，永济宝卷被纳入河东道情之中，在民俗信仰里发挥着与河东道情相同的作用。在山西吉县，宣卷名为“搬卷”，“搬卷”的音乐有文、武之分，配合艺人“表卷”的文场音乐由梆子、二胡、板胡等乐器演奏，吸引观众注意的武场音乐使用声音洪亮的唢呐、鼓、锣、镲、简板、快板、梆子演奏。
善恶报应既是民众的基本信仰，也是民间教化的中心思想。在宝卷里，这种信仰和教化达到了高度统一。可以说，抛开信仰特质，宝卷自身也是一种说唱艺术和说唱文学，自然会在文本、音乐、表演艺术上与当地的其他民间文艺发生相互影响。但是，宝卷是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这种特点决定了宝卷在性质和功能上圣凡兼备的二元性。故事宝卷表面看来是文学的说唱文本，但宣卷这种说唱活动其实是仪式语境之下对信仰的践履。明清时期在三教合一的背景之下展开了由上而下且社会各个阶层都积极参与的劝善运动，并且形成了对善恶报应的普遍认同。宝卷中的世俗故事虽是从其他民间文艺形式中改编、搬演过来的，但当这些故事被置于宝卷的仪式语境之下时，它们的艺术性和娱乐性受到了限制，反而表现出更多的信仰教化特征。在山西介休、吉县非常流行的《双金钗宝卷》，讲述的是才子佳人历经磨难夫妻团圆的故事，改编者在序言中申明“虽是小说，而其中甘苦悲乐可醒愚末，多多有益。善男信女而讽此卷者务宜诚心洁净，方是正理。不如积德延寿，醒世无疆”，在最后的结卷偈中又将主题提炼为“善恶报应”和“忠孝”。改编自小说《二度梅全传》的《佛说忠良仁义贤孝宝卷》在开卷中一再强调“内有忠良仁义兴，贤孝贞节烈女卷内明”“宝卷内中分善恶，劝君莫当等闲文”“自古行善天加护，作恶之人总受灾”。而且，较之普通民间文艺，世俗故事宝卷更强调神灵的作用，诸多世俗故事宝卷都套用了神灵救助和升仙复位的模式，走投无路的受难之人总会被神灵搭救，而在故事结尾大多会交代故事主人公是天上的什么星辰，如今因果圆满可以升仙复位了。例如同治二年（）山西抄本《佛说牧羊宝卷》中朱春登上吊自尽之时，玉帝差太白金星下凡搭救。朱春登一家人本都是天上星宿，他的父亲是月德星，母亲是扫地女，朱春登本人是金童，其妻赵锦堂是玉女，其堂弟朱春科是天真星，其叔母宋氏是破败星，这些星宿在凡劫满后都要复归本位。这类宝卷以神灵救助和升仙复位模式暗示神灵是善恶报应的操控者，是公平正直的执行者，人的善行迟早会得到神的褒奖。更何况置身于香烟缭绕的“众位菩萨降临来”的神圣氛围之中，沉浸在请神、献供、送神、回向、发愿等系列仪式中，一个普通的世俗故事在宣卷这种特殊的仪式语境下被神化了，能令虔诚的信众相信自己收获了积累功德、消灾免难的福报。同样一个世俗故事，放在书场或其他娱乐场合中，就必须通过提高娱乐性和艺术性来征服听众；但在仪式语境下，听众变成了信众，信仰的满足远远超过了对审美愉悦的追求。
沿着民间信仰这条主线，也可以解释永济宝卷与河东道情的关系。永济宝卷存在于道情班社中，由道情艺人来宣演，从文本上看是宝卷文本，但在实际的表演中很大程度上被道情化了。河东道情与当地民众的信仰活动密切联系在一起，适用于庙会、红事、白事、老人过寿、小孩满月、立碑等正式的仪式性场合。作为河东最为兴盛的民间文艺形式之一，道情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之中自然会吸纳其他的民间文艺形式，之所以会吸纳永济宝卷，那是因为二者在民俗信仰之中发挥着相同的功用。
显而易见，山西民间宝卷在文本、音乐、表演艺术上对当地的其他民间文艺大加借鉴，提高了艺术水平，消减了宝卷的神圣性，走上了世俗化、娱乐化、艺术化的道路；但也不可否认，宝卷不是纯民间文艺，它的演变规律不同于普通民间文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在凡圣互构中呈现出多元的演变态势。从山西民间宝卷与民间文艺的相互影响可以看出，这种交互影响表面看来仅仅是一个形式问题，实际上背后的深层原因仍然是社会变迁引起的信仰、教化、娱乐方式的变迁。
（作者：尚丽新，系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年02月03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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