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玥超载于中读App《百鸟朝凤》之于我，从第一次听到它貌似热烈的旋律开始，随之而来的却似乎永远只有悲情。距离方励导演的花甲一跪，转眼已经两年有余，然而那只不过是在噼噼啪啪燃烧的悲情的劈柴火上再随手撒上几粒碎盐巴而已，除了让那堆柴火上虚幻的火苗看起来着的更旺些外，其实发挥不了太多的功能效益。
所以，尽管我喜欢电影，尽管当时媒体也在热吵，我却自始至终也没有去观看这部高举文化传承大旗的正剧，因为某些时候，甚至传统文化的精粹也会成了装模作样的各种道具；或者说，《百鸟朝凤》里“曲儿小，腔儿大”的“唢呐”（明代王磐散曲《朝天子·咏喇叭》），在我的心里，其实早就死了，一如它所诞生和繁荣昌盛的那个过去时代。
想起《百鸟朝凤》，脑海里便显出夜幕降临时两个朴实无华的民间艺人高高地站在一方榆木长凳的两头上斗鸡一样挑着喇叭口斗吹的影像，那个据说跟学叔从青海来的摄影师，更是如获至宝一样，抱着一台那时候乡下并不多见的黑乎乎有着长长镜头的照相机，或踮，或跪，或歪，或扭，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咔嚓咔嚓地拍着“响器”班子拼命演奏的情景。
民族音乐里的唢呐、笙、梆子、简板、弦子（二胡板胡之类）还有镗锣、铜镲等，老家一律称之为“响器”，而“响器”班子的出场，在老家那一片儿，却都是谁家有人故去的时候。记忆里的这场丧事，是李家过道儿北头后来当了小学校长的代爷的老母亲过了世；大概因为在村里也是有脸面的人物，所以请了两个“响器”班子对吹，也算是风光厚葬，以慰先人。就是那次，我知道了《百鸟朝凤》，一杆孤独的唢呐，两根悲怆的梆子，三四只呜咽的竹笙，就是一台今人望其项背的民乐合奏。
唢呐理所当然的是首席，都得有童子功才行，奏得热烈时，吹者常会甩了上衣赤膊上阵，有时会用个喝水的小瓷碗扣在喇叭口上，一开一合弄出呜哩哇啦或悲或泣撕心裂肺的哭号；有时干脆直接把哨子从唢呐管上拔下来，用两只手控制气息也能惟妙惟肖摹仿出各种各样动物的叫声；悲怆得高亢甚至凄厉的曲调，亦或如凌空飞来一个旧戏里满身铠甲的白袍小将，单枪匹马持长枪杀入敌群，煞那间鬼哭狼嚎，惨烈无比……或许因为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那样背景下的《百鸟朝凤》，在所谓移风易俗长达十余年的个性压抑中，人们潜藏心底的命运悲情忽忽啦啦地便在某个不知名的乡村某个悄无声息的角落里拼命地释放出来，不经意地又沁入了彼时尚且幼小但已敏感的我的弱骨柔心。
那时候的“响器”班子不是很多，离我们最近的当数湾庄的王家，因为演奏水平高，请的人家也很多，请的人越多名气也就越大，名气越大请的人也就更多，请的人多演奏的场次自然也就很多，演奏的场次多了，对于那些帮腔打边鼓的也就是伴奏者倒是无所谓，可着实累苦了班子里的主角唢呐手。唢呐吹奏确实算得上是个体力活，没有一身力气还真顶不住。王家的主吹我是不记得叫什么名字了，现在想想他本身就是个传奇，可是把那杆唢呐玩到了骨子里，出神入化得匪夷所思，因而才诞生了很多神一样的传说，只要他一出场，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会跑过来听。
据说他演奏《百鸟朝凤》时鸟雀都能在树枝上高高地应和着，而且他能一口气吹上一个小时的《十八板》。想必看了《百鸟朝凤》的都知道那其实不是一口气，而是循环换气的绝技，只不过湾子王家训练换气时跟电影上有些不一样，听说用的是麦秸莛子不停地吹碗里的水。或许就是因为长期劳累的原因，后来听说那个神奇的“一把手”猝死在别人家风光无限的葬礼时。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听到《百鸟朝凤》，并没有多少次在欢天喜地，除了戏台上，一般都是在谁家有老人过世时候才会在某个平静沉寂的乡村像突如其来的一把利刃划破苍穹一样蓦然哭号似的尖声响起。因此，后来到世传此行的好友波涛家，有同学出于好奇把那根大唢呐拎出来想试试能否吹得响时，他小弟马上很不高兴地过来赶紧收了去，免得会传出异样的讯息。
波涛是我高中时的同学，我们七个每天在一起起饭的好友，还突发奇想跑到汾河边上煞有介事地上演过“撮土为香”的把戏，自号“云中七子”，四海年长为大，波涛老二。波涛自幼跟他父亲学习吹奏，难度最大的唢呐玩起来也很是得心应手，其他乐器如笙笛箫之类更是不在话下。我的竹笛演奏就是靠他上了一个台阶，因为在那之前，我连“换把”（转调）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什么“颤音”、“倚音”与“花舌”了，后来的笛子独奏《扬鞭吹马运粮忙》、《牧民新歌》、《姑苏行》、《喜相逢》以及唢呐曲《山村来了售货员》、《中花六板》等略知一二，也都是拜他所赐。有一回我们几个找他玩，碰巧他要到事主家给家里的班子帮忙，三四个同学也就一股脑儿的跟了去；当时我也就只能跟着稍稍演奏几首当时流行的港台校园歌曲，其他几个家伙则敲锣的敲锣，打鼓的打鼓，只要跟得上曲子节奏就可以，然后再跟着混上一顿比学校伙食不知道强多少倍但说出来还是有些少点儿底气的特殊的大餐吃。
那次帮忙我才得知，原来在老家还有每桌八个人只是办丧事时专门安排给“响器”班子的老规矩，可能是每个班子（乐队）一般是八人组成的原因吧；平时谁家请客绝对不允许用老八仙桌坐八个人的。波涛很有才气，字也写得好；现在还记得他在语文考卷上龙飞凤舞的签名被老师念成“白皮寿”的趣事。当然，有”童子功“的他演奏《百鸟朝凤》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他所处的那个年纪，他也常常会在星期天的时候跟着家里的班子去演出；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据说更是因那曲《百鸟朝凤》而考入武汉音乐学院的民乐系，成了方圆数十里班子里的荣耀。但这荣耀的结果，岂料仍然是深如蓝海一般的悲情因子。
农村的孩子结婚早订婚更早，波涛的对象是个叫巧儿的姑娘，好像与他同村，也是我们的同学，非常朴实的“小芳”一样的农村姑娘，全校都知道他们的事儿，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差没喊她二嫂了。然而，波涛进城上大学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所谓“共同语言”的原因，尽管家人极力反对，他还是跟巧儿分手了，大概这就是原本厚道朴实的波涛心理承受的第一波很大的心理压力，毕竟他也是一个我记忆里的实诚人；后来，听说他找了个宁波姑娘，是他音乐学院的同学，毕业后波涛跟着女孩儿去了宁波，想在宁波发展，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不知怎么的又辗转去了湛江某学院，再后来，就是波涛大概在年的时候从学院的七楼音乐厅跳楼自杀的消息。
这些都是年的时候才听老同学说起，中间波涛都有什么样的情感和生活经历，已是不得而知；我也曾在湛江找跟那个学院有关的人多方打听，人家大都三缄其口不置可否，唯一能够确证的，却只有他的决然离世；记忆里波涛演奏的《百鸟朝凤》从那以后便成为记忆里的另一曲绝唱，而其中的悲情，更是从那以后就深入骨髓。年底的某个下午，可能波涛的父母从我让打听波涛消息的同学那里知道了我的电话，正巧在我准备要上班的时候打了过来，说着说着就抱着话筒哭了起来，一个泣不成声了就换另一个说，那通电话打了总有一个多小时，我实在不忍因为下午实在有事就挂断他们的电话。结果当时的原领导上下窜着到处找我，最后急得让后忠兄弟沿路小跑到家里催我，而原领导想要对我大光其火的时候，我当时只想不加克制对他吼一声“Goaway！”
去年碰到“云中七子”中的老大四海的时候，原以为他家离波涛家很近，肯定会经常去看望看望老人，但四海无奈地说没有，一来他也在外谋生常年不在老家，偶而回上一趟也是行色匆匆，二来虽说并非没有必要，但事情过了这么些年，我们的出现只能会重新勾起他们老来丧子的极度凄凉。想想也是，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人活一辈子总是会有很多事情只能无可奈何地选择沉默的深层原因，就像现在的《百鸟朝凤》，它的灵光闪现，只不过徒增了深藏我心的几许莫名的悲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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