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文汇网
读初中的时候,我忽然迷上了申胡,很用心地练过两年。
同班同学的哥哥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依靠拐杖支撑瘸腿,行走十分不便,无奈当了钟表匠,每天将放大镜嵌在眼眶里,埋头修理手表,却还狂热地喜爱文艺,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当他把瘸腿搁起,眯缝眼睛悠然拉响申胡,仿佛全部的灵性都飞向了另一个天地。他还有一个小弟,擅长演奏扬琴,于是吸引不少同道,一有空就带上乐器聚集在他家客厅里,拉琴,唱戏。我的琴很破旧,弦线易断,蟒皮松弛,但我仍然努力跟上节奏,乐此不疲。
后来,我和几个同学下乡插队落户。一度,大队里让我去“戴帽子小学”(编注:指小学增设初中班)当民办教师,教数学、英语和音乐。我并不擅长唱歌,但也只能硬着头皮上阵。村校没有脚踏风琴,我就拉起胡琴伴奏,居然也能让孩子们接受。
申胡,是一种专门为申曲伴奏的胡琴。跟京胡、板胡、坠胡不同,它似乎没有北方乐器那种高亢响亮的粗犷、穿透人心的激越,而是柔美中蕴含明丽,纡徐中透显雍容。但一旦加快节奏,那喷薄而出的力量也足以令人感染。不管在哪里,只要申胡一响,听者的心顿时被吊起来了。申曲其实是沪剧的前身。沪剧舞台上常演不衰的《雷雨》《阿必大回娘家》《碧落黄泉》《庵堂相会》,都是家喻户晓的申曲文明戏。只要台上琴声一响,观众就知道唱的是赋子板,还是紫竹调,随即跟着哼了起来。行走在乡下田埂,随便哪个角落都可能冒出几句“春二三月草青青,百花开放鸟齐鸣。……萝卜花开白似银,蚕豆花开黑良心”,这是真正的引吭高歌呢。
记得十一岁那年,我曾跟着祖母,在叔叔工作的青浦沈巷住了半年,并且借读。读书的过程完全不记得了,留下印象的唯有一件事,就是看电视。我有机会在公社会议室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沪剧。屏幕是黑白的,不时出现雪花闪烁,要调节蜻蜓式天线的竹竿,才能稳定下来。然而,我终究作为中国电视最早的观众之一,在这个市河流水随潮汐涨落的乡镇见识了沪剧,见识了在日本纱厂当包身工的小珍珠和她的母亲杨桂英,还有那个凶神恶煞的“那摩温”。少不更事的我,被杨桂英的那一长段饱含控诉血泪的赋子板深深打动,竟忍不住抹起眼泪。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记忆在脑海里能保存多久,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力,但从那时候起,被沪剧的魅力所俘虏,已不言而喻。后来迷上申胡,傻傻地练习,也是出自情不自禁的喜爱。
自然,我根本没有天赋,无法成为琴师,以操申胡为业,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与沪剧的缘分。后来进文化部门工作,一度曾分管演出,常与剧团打交道,与演员交朋友,不时有机会观看沪剧演出。去年,我参与“非遗”项目的评审。位于淀山湖畔的淀山湖镇也将沪剧列入了申请名录。他们不仅创作、编排剧目,还组建剧团,邀请沪上名家指导,先后演出了大小沪剧一百多部。四乡八村,老老少少喜欢沪剧,一代又一代人成为沪剧迷。我当然毫不犹豫地投了赞成票。
与昆曲相比,只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沪剧是后起之秀。昆曲脚本,不外是元明清时期的生活写照,沪剧也有一些晚清、民国的传统戏,但更多的是新写的现代戏。唱词通俗易懂,曲调耳熟能详,舞台朴实亲民。所选择的题材,甚至可以是外国戏中国化,比如由莎士比亚《罗密欧与朱丽叶》改编的《铁汉娇娃》,由普契尼原著改编的《蝴蝶夫人》,由美国电影改编的《魂断蓝桥》。国际化大都市的多元文化由此显现。那些身穿长衫马褂、对襟花袄,或者西装革履、衣裙时髦的演员,在申胡领衔的丝竹伴奏下唱得中气十足。他们的沪语对白和唱腔,流露些许浦东口音,不时冒出的几句乡谚俚语,令人感到分外亲昵。所演绎的故事,悲欢离合,人情冷暖,哪怕是彼此之间的挖苦、讥讽、逗趣、调侃,也是一直发生在戏迷身边的,丝毫也不陌生。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农村演出
从前的水乡村镇,很少会有剧场。每逢演戏的日子,主办演戏的东家往往用桅杆、平基板、跳板和桌凳在庙前广场搭建戏台,年轻人尤其起劲,常常天不亮就动手了,白色的篷帆就是台侧幕布。后来渐渐出现移动式戏台,台座、望柱、屏风墙、木踏步是可以拆卸的。戏班子携带这些构件,用大船运到各处,再根据寺庙、宗祠的条件巧妙搭建。尽管场地简陋,看戏却是当时的一件盛事,人们会扶老携幼,摇船动橹,从四面八方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第二天早晨清扫场地,会捡拾到一栲栳单只的鞋子……如此情景,今天或许只是那些不停地刷抖音,独自倾听丁是娥、杨飞飞、邵滨孙演唱视频的资深戏迷,才有真切体味吧。
我们小区围墙外有一条滨江甬道,每到傍晚,总是有很多人结伴快走、慢跑。有个看上去年逾七旬的老人,总是拎着一只老式的收录机,边走边听。我时常在经过他身边时,听到耳熟能详的申胡伴奏,就如一阵和风拂面。他眉眼间溢出的满足感,仿佛一个老饕如愿以偿,我也像被分享了美味佳肴……
作者:陈益
编辑:钱雨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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