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花儿”文化使者造就了今天“花儿”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特殊意义。“花儿”歌手们还原了黄土高原千年历史文化的呐喊，他们用自己的声音让中华民间文化跌宕起伏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的大山中，伴随着黄河汹涌澎湃的怒吼声久久回荡在中华大地，既见证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伟大复兴，也展示了黄河文化中典型的民俗与民风。
所以，每一位“花儿”歌手都传承了“花儿”在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品质，他们储存和传播着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的精髓和魂魄，是一部厚重的百年文化历史典籍，为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鲜活依据。“花儿”是西北地域民间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既不是严肃的文化知识传授，也不是说教的音乐形式。
作为一种特有的情感传递流传于世，随着社会变化和发展，“花儿”的艺术本能及其他社会功能在美妙的声音中呐喊出西北地区“人性”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天性和本能的共性，在不同民族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艺术音调——慢条斯理和从容不迫、快速诉说和手舞足蹈。
“花儿”活动的主体是人，它有诸多的表演内容与形式，如追求爱情、歌颂历史人物、赞扬时代风貌、烘托民俗喜事、表达自我心灵感受、寄托希望与对美好生活向往等，其实就是人的情感表现。所以，“花儿”的文化传承是人对人的传承，把人的发展研究清楚了，文化自然就作为一个方面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之中。
“花儿”文化的形成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在进行论述中必须用民俗学和音乐学作为线条全面准确地勾画出“花儿”的历史轮廓，以最真实的言语把复杂多样的民族交融文化内容讲述清楚。
所以，只有借助“花儿”歌手的艺术人生轨迹进行综合分析与研究，以简单朴实的语言把“花儿”歌手对“花儿”的一生讲述完整，才能避免出现用华丽的文辞进行修饰的“花儿”内容。
从而留下可以研究的材料真实准确的“花儿”结构与内容在对前人“花儿”研究和了解的基础上，笔者选择了临夏和政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著名“花儿”歌手马金山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花儿”的传承渊源。甘肃临夏“花儿”属于黄河流域民间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国内外文化研究专家称誉为“中国古老文化的活化石”。
一种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离不开特殊人群的挚爱，马金山就是黄河流域挚爱“花儿”文化的代表性传承人。马金山，东乡族，中共党员，生于年，卒于年3月，和政县松鸣镇科托村人，河州“花儿”民间艺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从6岁学唱“花儿”，13岁开始学习“花儿”的伴奏乐器咪咪、四弦子（四胡）、唢呐、板胡、二胡，先后师从马尚志、王沛、秦章等。
17岁先后拜师王绍明、马占祥、马占山等多位“花儿”歌手，博众家之长将“花儿”的演唱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20多岁时，他成了远近闻名的“唱把式”，一唱就是60多年。马金山先生不仅是一位在歌声中成长、又在歌声中成熟的“花儿”歌手，一位“花儿”演唱者，也是“花儿”的研究者、传播者。
经过12年的努力，他完成了多字的全本折子戏《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整理，搜集了多首濒临失传的花儿调令和十几部折子戏，如家喻户晓的《三国》《杨家将》《封神榜》《郑成功》等几十万字的长篇传统“花儿”曲目。他还挖掘、搜集、整理了不少如河州大令、二令、三令、水红花令、咿呀咿令、尕姑舅令、尕马儿令等。
他的代表性曲目有《东乡令》《尕阿姐令》《尕苍蝇叼走了饭》《夸新姐》《说厨子》《碌碡破了毛线绑》《白杨树上樱桃黄》《我的眼睛是千里眼》等，其中《我的眼睛是千里眼》等11首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收集。
80年代以来，马金山多次荣获省、州文艺表演一、二等奖。他表演的花儿、打调节目也回响在省、州广播电台。年，他为中国音乐集成录制了10多首珍贵的东乡族传统花儿、打调曲目，使东乡族花儿曲艺正式步入中华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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