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
原题
今生我欠自己一个梦还没有圆
作者：刘平清
转眼我们都到了过六奔七的年龄。对几十年前那段被裹挟地受尽了磨难改变了命运的岁月，我基本是深埋在记忆深处，不愿意触碰。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兵团战友的一次会议，改变了想法，趁现在还没有疾患到痴呆失忆，下决心动笔写写吧，岁月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是年3月北京市海淀区中学毕业生第一批到内蒙古兵团二师十五团的。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说是“知识青年”，肚子里的那点儿文化知识实在少得寒酸，实话说只有扎扎实实的小学毕业水平，外加一年不到的正规中学学知识经历，“文革”中那几个月零打碎敲的“复课闹革命”，充其量不过是风风火火的大轰大嗡面子事儿。
我走的时候离17岁生日还差半年，穿着冬装体重39公斤，自以为是“窈窕淑女”了，其实还差一大截呢。我刚一去在七连，当年冬天被调整到二连，年12月底离开内蒙古，我在那里呆了差三个月不满五年，一直在大田排干农活，担任班长。挖渠、修路、脱坯、盖房，平地、积肥、割麦、打场，跟车、拉砖、浇地、插秧，拉练、出操、巡夜，站岗……练就了“十八般武艺”：
冬天修水利挖渠，爆破后的冻土块要移走就靠抡起二十六磅大铁锤砸钢钎子破开，我记得那时胳膊肿的伸不进棉袄袖子；
盖房子脱坯为完成男女一样的指标，我顶着星光起床备料和泥，披着月光收工尽管累的拉着胯拖着腿可从没输给退伍老兵和男生；
从猪号往零号地送粪，我挑着一担子粪肥来回一趟就是十几里路，几天下来脚底板打满血泡咬牙硬撑着坚持到底；
推着装满砖的独轮车从副业连砖窑跑回二连，那一车砖的重量抵得过好几个我的体重，刚开始压不住车把，遇到个沟沟坎坎就翻车，磕磕绊绊中细细揣摩别人传授我不翻车的诀窍是“小车不倒全靠屁股摇”；
我当小工居然练得不仅能把满满的一铁锹连泥带锹扔上三米多高的山墙头上，还要让站在墙头上的人能稳稳的抓住锹把接住那一锹泥丁点儿不洒；
最怵头的麦收割麦子，累得腰疼直不起来我就跪在地上，麦茬子扎破裤子扎破膝盖鲜血直流，年年如此，咬牙干了五个麦秋；
春天插秧早晨的稻田泥水表面结着一层薄冰，上身穿大棉袄腰里扎根皮带光腿光脚下到泥水中冰冷刺骨，不一会儿腿上好几道血口子分不清是冰碴划破的还是草根扎破的，血腥味儿招来蚂蟥叮上就别想揪出来，越揪往肉里钻的越深，只能抄起鞋底子啪啪啪照腿狠抽，才能把蚂蟥震成一个圆球自己从肉里滚出来；
秋天浇地看渠口昼夜连轴转，夜里守着一盏小马灯光晕两米之外漆黑一片，又冷又害怕，睏的靠着田埂睡着了，渠水漫灌到脚下泡湿了裤脚才惊醒，肩膀和半边身子受潮寒又疼又麻半天才能动；
冬天在白雪覆盖成大馒头一样的井台上，冒着随时可能出溜掉进井里的危险，徒手抓着冻得棒硬不打弯儿冰棍儿似的井绳连同满满一桶水从井里生拔上来；
夏天酷暑难耐，在42、3度的高温炙烤下钻进密不透风的芦苇地割青储饲料，再用一根背包带搂起来像一座小山，还要自己上肩背到路边，我若干次觉得生不如死；
度过第一个夏天的一次晚点名时，我思想溜号给母亲写信，一巴掌拍死叮咬在脚脖子上的好几只大蚊子，那蚊子大得吓人，连大长腿算足有两公分，个个儿带血，我随手夹在写给母亲的信里，从此记住晚点名要穿上胶皮鞋护脚腕子；
野外修路饮用水供应不上嗓子干的冒烟儿，跑出老远好不容易找到一泡水洼，蹲下手捧着就喝，边喝边扒拉水底的羊粪蛋蛋马粪球，原来我们这是与羊群马群共饮的救命水；
缺油少肉的伙食炼得我吃嘛嘛香，曾经就着同班战友家里寄来的炒黄豆辣椒面儿拌咸盐，香的我一顿吃过八个馒头……
这些都是我的切身经历，没有夸张！扭曲、压抑、承受、只为活下去！哪一个兵团战士没有这含着泪带着血的经历？哪一个兵团战士不是从风里雨里泥里土里摸爬滚打挣扎过来的？女孩子累的闭经好几年的比比皆是！多少年之后的现在，风湿病、腰椎病、心脏病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的比例远远高于正常人群，近两年更是频频获悉战友早逝的噩耗！谁敢说这与年少遭受的磨难太多、过度劳累摧残了健康无关？！
也许你不相信，或者不敢相信我这样一个瘦小枯干的姑娘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应对那五年的岁月磨难，回头看，真的连我自己都难以想象难以置信。那个年代单纯实在得像傻子，不会偷懒，不会耍滑，不敢反抗，更不懂维护自己的基本权益。
我不想站在什么高度装模作样讴歌那段“青春无悔”；更不想违心的非要扯什么“磨难是通向成功的历练”；翻老账倒苦水只不过是“顾影自怜”，招人厌烦；急扯白脸非要跟谁讨个公正论断更没意义。
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以往，不能只局限在絮叨当年受苦受难的场景，无论你“长歌”，还是“当哭”。俱往矣！时过境迁了。亲历过的人，对这段感受真是说不清道不明，欲言不能，欲罢不能。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知青如同历史天空中划过一颗星”，就让那颗星多少留下一点痕迹吧。
我有过一个“梦”
那一年，我上小学二年级。一次期中考试，我又考了双百分。我拿着两张卷子，喜滋滋地躺在父亲怀里。他笑问我长大了干什么。我想了想，觉得当个电影演员挺好的！
那是年，正值物质极度匮乏的三年困难时期。七八岁的孩子嘴馋，看到电影里面无论好人坏人、大人小孩儿们，凡吃东西的场景都是真吃真喝，所以我就特别羡慕那些演员们。尤其那些土匪地主坏蛋们，满桌子杯盘碟碗，攥着鸡大腿猪蹄子大嚼特嚼太馋人啦！
父亲不了解我的心思，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的摇摇头。我望着天花板又想了想，说，那就当个翻译吧。家里有很多父亲外事活动的照片，经常翻看，父亲与外国人一起工作交流时总离不开翻译，我觉得翻译的工作很神奇，肤色不同国家不同的人，说着不同的语言，经过翻译的转换，什么障碍都不存在了。还能在宴会的饭桌上边吃边喝边翻译两不耽误，翻译的工作太好玩啦！
父亲听了我的话，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两道浓眉拧成大疙瘩。我一看父亲不高兴了，紧张得马上闭住了嘴。空气仿佛凝固了。过了好一阵，父亲才缓缓地说：依我看，你将来上北大读新闻系，毕业之后做个记者，这个职业比较适合你。
我似懂非懂。但是从那以后我牢牢记住了：好好学习，将来要上北京大学，读新闻系，当个记者。这是父亲对我的期望。
年秋天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北京一零一中。父母非常满意，父亲特意送我一辆蓝绿色产自日本的新自行车，以资奖励。
一零一中和北京大学是邻居，简直就是门挨着门！我们乘车回学校都在北大西门那站下车。北大西门的门楼是古典宫殿式建筑，古香古色，金碧辉煌。大青方砖铺地，朱红色油漆柱子，宽厚的高门槛，两扇朱红色的油漆大门总是敞开着，门上像故宫颐和园一样布满碗口大的金色门钉，门外两侧蹲着威武雄壮的大石头狮子，嵌着“北京大学”四个金色的大字的蓝底匾额高高悬挂，庄严，神秘，让我对她充满了期待和向往！
每个星期日回学校路过，我都要向大门里投去我的憧憬。我甚至偷偷的从北大西门溜进校园，沿着未名湖转了大半圈，想提前看看“我的教室和课堂”……
然而好景不长。年的春夏之交，仿佛一夜间突然大地风生水起！依稀记得先是听说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张大字报”。
很快整个社会都乱套了。我们中小学也都停课了！我再也不用偷偷摸摸了，无数次大摇大摆进出北大，看大字报，听慷慨激昂的演讲和大辩论。北大校园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鼻梁架眼镜，胳膊底下夹书本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们都消失了，那些曾经温文尔雅的大学老师们，个个低头耷拉脑，低人一等的样子，尤其骇人的是那些曾经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们，一队队，一串串，一群群，个个衣衫不整，斯文扫地，带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被批斗，被游街，被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揭发出不为人知的老底，他们的罪名各式各样，罪行千奇百怪。别看他们过去道貌岸然，原来都是潜藏在大学校园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动透顶、罪大恶极的封、资、修的牛鬼蛇神。
北大的光环从我心中慢慢消失了，“北大新闻系”与我渐行渐远了。折腾到年3月，在寒风与残雪中，怀着对珍宝岛生死存亡的忐忑，我告别了北大，告别了北京。这一去，竟然成了我的终生遗憾。
迟来的“追梦起飞”
从打到兵团的第二年，就不断听说有人上大学走了。“北京大学，新闻系”，如同久违了的荧荧之光，渐渐从灵魂深处闪现出来。每听说一次某人上了某大学的消息，尽管与我毫不相识，我都会辗转反侧失眠好几个夜晚，羡慕之余，是深深的焦虑。白天还要强打精神装作没事儿人儿似的，当好班长，带着一班人干着最苦最累的大田农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上大学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但是希望也越来越渺茫。我有自知之明，知道被推荐永远轮不到我。我开始暗地里琢磨想辙。
熬到年冬天探亲回家，医院当护士长的六姨，给我弄到一张“频发性心脏早搏”诊断证明。一家人都赞成我“病退”转回河北香河老家插队，搞“曲线救国”。手捧着这张诊断证明，我又开始失眠。当初策划时想得挺好，信心满满的。一旦真的要实施了，心中却充满了踌躇和迟疑。
原本是“鸡蛋里挑骨头”，查查体为找一个离开兵团的借口，竟然真的查出来心脏有频发早搏的毛病。不知道是对前途未卜的担心，还是这五年高强度劳累，真的把我击垮了。
回连队的期限临近了，我感到心慌气短浑身无力，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时不时的头晕冒虚汗，躺倒好几天起不来。母亲看着我几天之内明显见瘦的脸，担心极了，怕我身体和精神都顶不住，办不下来这么重要的事，只好强撑着刚刚做完甲状腺摘除大手术虚弱的病体，陪我回连队办手续。
正是滴水成冰的寒冬腊月。我们在刘昭下了火车，天色已晚，明天早晨才有车去往十五团，只能住在五原县的十五团转运站。早就听说过这个转运站，只是没有机会入住。恰恰没有房间了，只好在边边角角的库房委屈一夜。窗外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室内呼口气都凝结在眉毛上成霜。我们母女俩挤在一个被窝里，把大衣帽子围巾棉被和所有能利用的都用上，包裹得严严实实仍然止不住瑟瑟发抖。
母亲把我紧紧的搂在怀里，用她的体温为我驱赶寒冷。21岁的我，依偎在母亲怀里，突然有了心动的感觉。那时还没有听过“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支歌。但是我感觉的到：母亲的怀抱是那么温暖，那么安全，我觉得我还没有长大，我不想长大。
第二天搭上长途汽车，在冰天雪地里颠簸，记不清用了多长时间到了十五团团部下车。离二连还有几里地，我们沿着被车碾马踏人踩后，又冻得梆梆硬的乡间公路，三步一滑五步一出溜，直到下午时分终于回到了连队。
医院的诊断证明和转农村插队申请。
接下来的几天，就是焦灼中的等待。
母亲陪着我在连里住下了，正好体验体验兵团生活。首先是又黑又粘的馒头让她难以下咽。那时我们吃的是自己种自己收的麦子，那年收割以后赶上了连阴雨，小麦都还躺在地里，没等拉回来脱粒就发芽了，发芽小麦磨出的面粉灰不出溜，不但不好看，还又粘又糟没有韧性，无论做什么都粘跩跩的，尤其发面蒸馒头永远不会熟，攥在手心里一捏，就是一个粘疙瘩。头两天还有从北京带来的烧饼咸菜，很快就吃完了。母亲对着粘馒头发愁，实在难以下咽。第一食堂的炊事班长钱彤文像大救星一样，端着一碗面条汤送到母亲面前，一圈人围着母亲劝她趁热快吃。
我心知肚明，这样一碗面条汤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享用的，要么你感冒发高烧不退，要么你跑肚拉稀闹肠胃病，连队卫生员给你开了病假条允许你休息，又特殊批准吃病号饭，把病号饭条交到炊事班，走了这些程序才能来一碗！大家都眼巴巴盯着那漂在上面的油星儿和葱花儿，闻着胡麻油炝锅儿钻鼻子的香味儿，个个馋得咕等咕等咽口水。
我是班长，必须得端着班长的架子躲得远远的，更何况是自己母亲的面条汤。母亲手捧着汤碗，环视着周围一张张年轻的脸，迟迟下不去筷子。“吃吧，快吃吧，要不就凉了……”我看到泪在母亲的眼眶里打转……
从此，母亲难忘这碗热汤面，多年后只要一提起兵团往事，就念念不忘有个炊事班长叫钱彤文，念念不忘那碗漂着胡麻油炝锅香味儿的面条汤。
母亲转遍了连队的角角落落。男生宿舍区、女生宿舍区、家属居住区、医务室、连部、小卖部、伙房、礼堂（食堂）、猪号、羊号、马号、厕所、开水房、菜窖、东水井、西水井，甚至猪号前面堆砌的十来个沤肥粪堆她都围着转了个遍。
母亲是干部，是见多识广的“老政治运动员”，在连队的那几天没有一句多嘴多舌的话。回到北京后她跟我说：知道你们生活艰苦，但没想到苦到这个程度。以前总以为，再苦也不过我们河南干校的水平吧，谁想到比起干校差的远呢，还要干那么重的体力活儿，真是难为你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怎么熬过来的呀！母亲禁不住留下热泪。
出乎意料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起因是我申请的是“因病转插队”！——如果我申请因病回北京，就很简单，“哪里来哪里去”顺理成章，团里有审批权；但是“因病转插队”，要报师里特批。我和母亲面面相觑。是啊，有病为什么不申请回北京，而是转插队呢？
那时真是脑子缺根弦儿！竟然想不到应该“顺水推舟”改口回北京，硬着头皮傻呵呵“覆水难收”，非要坚持离开兵团去农村插队。现在想想真是愚蠢到可笑——一个病人离开兵团转农村插队，无异于“咳嗽没好又添喘”！耽搁了好几天以后，我和母亲怀着“破釜沉舟成败在此一举”又来到了呼和浩特，托人疏通关系。
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兵团战友的妈妈的曾经的部下，认识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的干事，托这位干事找到二师师部主管病困退知青的干事，才特批了我的“因病转插队”申请。十几天之后，兜里揣着自己的非农业户口和城镇居民粮油关系，终于踏上了回北京的火车。如梦似幻！我真的可以不再回到这里了？我不敢相信：我的“追梦之旅”真的起飞啦？！
孤独落单的雁
父亲的老家在河北省香河县农村，他十六七岁离开老家到天津一家点心铺学徒，不堪忍受老板虐待出走参加八路军打日本干起了革命。土改时，奶奶享受军属待遇，因此住上了村里最好的地主家大瓦房。奶奶有两个儿子，老大参加革命的路径和父亲不一样，一直在地方为共产党工作，到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官”至公社党委书记，经历了被“批臭批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的疾风暴雨靠边站了。伯父身体和精神都留下了重重的创伤，再也没有能力恢复工作，直到年秋天去世。
从北京到我们老家，不足公里，交通还算便利，村前是国道，从马圈长途汽车站开往宝坻的汽车路过，每天都有来回各一趟，可以招手停车上下。五年前，我从北京迁出了城镇居民户口和粮油关系，成了内蒙古兵团战士。五年后，当我怀揣着内蒙古农业工人的户口和粮油关系回来后，惊愕的发现出了大问题：户口和粮油关系的落户地点，明确的写着：河北省香河县，我这才意识到失去北京人的资格是多么严重的事件。我没有勇气去落户口，怀里揣着，抽屉里锁着，时不时拿出来看看，又怅然的放回去。得过一天且过一天，心头重重的压着一块大石头。
农村的冬闲是真正的“闲”，不像兵团依然安排各种活儿。很多插队的同学都在北京“猫冬”，我也就“闲”在家里没走。以前回来休探亲假，成天忙得不着家。这次是闲在家里不出门。既不出去找人玩，也不见任何人，总觉得见人矮三分。父亲郑重其事的跟我谈了话：多多看书，别浪费时间，给你找个老师学点有用的东西吧。
老师是刚刚从军马场劳动回来的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英文翻译。一本书，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个年龄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就这样走进了我离开兵团后的孤独生活。用现在的时髦词汇说，我“宅”在家里，没日没夜的学习外语，填充空虚的头脑。
那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午后，有人敲门。正要出门上班的母亲问明客人是我二连的战友，回头大声叫我。几个月没有出过大院门了。我们俩人相跟着来到月坛公园，四目相对，静默无言。我环顾四周，蓦然发现：迎春花开了，春天来了！我平静的说：我要去农村插队了，前途渺茫。分手时，我们郑重握手，互相预祝成功。第二天早晨，我背着行李拎着网兜奔了马圈长途汽车站。
首要的事情是“与组织接关系”。我把档案和户口粮油关系交到了香河县知青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干部。她冰冷冷的面孔和冰冷冷的话，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你的商品粮待遇以后就没有了啊，和农民一样了啊。”我傻傻的问：“那我吃饭怎么办呢？”“找你们大队领口粮，一个月领一次，扣工分，工分不够交现钱。”当时我只觉得兜头一瓢冷水浇下来。就这样，我又失去了吃商品粮的资格，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河北农村老农民。
父亲离开老家已经三十多年了，是村里“官位”最高的。所以我回乡务农这件事，在村里是个爆炸性大新闻！不出半天儿，家喻户晓。我们家院外、大门口儿、围墙墙头儿上就时不时有人探头探脑的。紧跟着，我的舅奶奶舅爷爷、姨奶奶姨爷爷、大爷爷大奶奶、二大伯三大妈、四叔叔五婶子、六大姑七姑父、还有辈分儿比我低的，管我叫四姑奶奶的、叫四表姑奶奶的、叫四姑的、叫四表姑的以及同村出了五服八竿子打不着的、排不上辈分儿的乡里乡亲们，三三两两，一拨儿接一拨儿的登门看我来了，络绎不绝。他们个顶个的关心我，怜惜我。甚至还有当场拍胸脯子保媒拉纤儿的！
奶奶拄着拐棍把地戳的“笃笃笃”响：“我孙女这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回来的，不是犯错误被贬回来的！”我没想到会有这阵势，不喜欢所有人像怜惜宠物似的啧啧围观，灵魂深处是自尊心受到了触碰。我像一只胆怯的小猫儿悄默声儿地蜷缩在奶奶炕桌旁，实在懒得说话，懒得和他们一一打招呼。直到村里实权派人物——大队民兵连长隆重登场。他是伯父的干儿子，复员军人，党员，让我叫表哥；表嫂是村妇联主任，也是大队干部。他们两口子知道了我的尴尬处境，当即拍板儿为我解围：俺俩说了算，今后不许任何人上门烦你了！
奶奶家的房子坐落在村子中部稍稍偏东偏南一点儿，青砖青瓦，四致周正，巍峨高大，俯瞰全村。我和奶奶还有三姐（大姐在北京工作，二姐出嫁了）住在正房西屋，伯父大妈、哥哥嫂子分别住在西厢房的南屋、北屋。我正式回归了这个大家庭，这样说更准确些。我是奶奶最宠爱受到全家照顾的一个特殊成员。
天黑了，人散了，灯灭了，我挨着奶奶躺下。奶奶用瘦骨嶙峋的手抚摸我的脑袋，轻轻叹了一口气，别瞎想，日子不会太难，有吃有喝还怕啥。黑暗中我虽然看不清楚奶奶的脸，但是能感觉到她流眼泪了。
这更刺痛了我的心：记得父亲给我讲过，他参军后三年没有给家里音讯，奶奶执着地寻找。每逢有军队路过，奶奶总是追到村口大路边，见到当官模样的就问：长官，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叫XXX（父亲的名字）的？这不是杜撰的电影故事情节，而是真实的发生在我的父亲和他的母亲之间。
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中寻儿子三年，奶奶没有掉过眼泪。今天这个白发苍苍，已经年过九旬的老人，却为了她视若掌上明珠的孙女如今的境遇和出路何在暗中垂泪了。
我躺在炕上，大睁着眼睛望着房梁没有丝丝睡意。乡村的夜晚黑的纯粹，静的单纯，除了远近的狗吠，只听到奶奶和三姐均匀的鼾声，手腕上那只上海半钢手表秒针清脆的“咔哒咔哒咔哒”一声声重重的敲打我的耳膜。兵团的沸腾生活、熟悉的战友面孔一一从我眼前闪过；穷乡僻壤的冷清、陌生亲戚里道操着陌生口音的絮叨也一一从眼前闪过……这走马灯的交替旋转让我头晕目眩应接不暇！生活的大幕还没完全拉开，我就胆怯了！我为自己的孤独境遇惴惴不安……
农民的作息严格遵从天道时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四季轮回。天刚麻麻亮，鸟儿们叽叽喳喳叫了，远近的公鸡们高一声低一声此起彼伏开始比嗓门了。像所有勤劳质朴的本分农民家庭一样，勤快的哥嫂最早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老实巴交的哥哥闷头挑水洒扫，嫂子点火做饭。
我深深吸着带着浓浓凉意的春天的清新空气，里外溜达，无所事事，心情比昨天晚上好了许多。沉闷的风箱呼打呼打响起，袅袅炊烟升起，柴火烟儿混合着贴饼子碴子粥的香气弥漫开来。大妈从北屋窗户下的咸菜缸里捞出几块芥菜疙瘩，当当当几声刀碰案板响过后，筷子、大碗、粥盆、贴饼子笸箩很快摆上了厢屋地上的小饭桌。
北屋小炕桌儿是我和奶奶的餐桌儿，除了碴子粥贴饼子咸菜外，还多了三个小碟儿，一碟儿切碎的小葱儿黄白绿三色相间，一碟儿是大妈自己酿晒的豆瓣儿酱黄澄澄香喷喷，还有一碟儿是黑糊糊发红的一小坨，不知道是什么。我凑上鼻子闻了闻，弄清楚了是给奶奶增加营养的“岁数”不小的酱豆腐，小葱上竟然还有一两滴香油。奶奶笑眯眯的用筷子头儿指指小碟儿，催我快吃。我高声大嗓地宣布，以后就和大妈哥嫂他们一起，在厢屋里的饭桌上吃饭了。奶奶问我为啥？人多好干活，人多吃饭更香！奶奶咧开没牙的嘴笑了。
县知青办还是挺负责任的，听说他们按照办事程序，很快就发文通知到我所在的公社，公社又口头通知到我们大队（村级）：我的待遇是：每出工一天，无论干什么活，都按男劳力最高级别记8分（一个工10分）；每个月领40斤原粮（即玉米粒、小麦粒和杂豆子）口粮，要扣减40斤原粮的价值折合工分。因为我没有存分，扣我三姐的工分。
家里平白增加了一个壮劳力，每个月还有40斤粮食的进项。这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可是硬梆梆的经济收入呀！我大妈高兴地颠着裹足又放开的白薯脚，进进出出为我忙前忙后，不是张罗渴不渴要不要喝碗水，就是捏捏衣服角儿问问冷暖要不要加件袄。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关于我的劳动报酬标准是不是掺杂进了伯父的影响力抑或是当大队民兵连长的表哥的权利影响。当时我们公社所属的几个村子都没有安排下乡知青，我是唯一的。后来听说离我们村不远，大约十来里地、属于天津宝坻地界的魏庄村有几个天津知青，我从来没想到要和他们串联串联，因此也就无从得知他们是怎样的劳动报酬标准。那时的我一头扎进被推荐上大学的死胡同，除大学招生之外的一切信息全部被我拒绝。
每天我们全体劳动力们都要集中到生产队（小队）队部，由生产队长一一派活儿。我领到了一个像小学生成绩册大小的记工本，早晨带到队部，生产队长慢条斯理地查问应时的各种农活需求，查问昨天的劳动进度，据此给大家分派今天的活儿；那边小队会计有条不紊一一登记每个人昨天的工分。青壮年男劳力每人每天记8分，青壮年女劳力每人每天记6分，依次还有5分的，4分的，能力最低的干一天，只记2分。具体到每个人能享受几分的待遇，比如对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计分标准，我都不清楚。10分折一个工，工值的高低随年景好坏和各村自己的副业当年的经济收入水平而定，到年底结算，分粮食，分红，农民们才能见到现钱。
像我们老家这一带，当时一个工值在两毛左右，据说最高的能到七八毛。不过能有那么高工值的村子到底在哪里，谁也说不准，或许只是个传说。我暗自盘算过，按一个工2毛钱算，我一天可以挣到1毛多，一个月出满勤一天都不歇，可以挣四五块钱！即便扣减每月两三块的粮食款，还有将近两块的“净挣”，一年干下来，除了每月当月即领的40斤、全年总计斤粮食，还能有20多块钱的分红。难怪大妈对我的到来特别欢迎，高兴得了不得。
春天已到，天气转暖，节气不饶人，农民们自觉进入了春耕的大忙状态。派活儿就在场院的露天地儿。三姐带我第一次走进场院亮相的时候，满院子的人都自发起立，争先恐后地向这个挣8分的女壮劳力行“注目礼”。就连平日不敢喘大气只敢低眉顺眼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们，都从人堆儿后面踮起脚尖儿扒前排人肩膀、伸长脖子够着看，为的一睹我的芳容，然后回头窃窃私语。这在村史上绝无仅有！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农民生活。
我感觉自己就像披挂上阵的穆桂英似的，卯足了劲拉开了大干的架势。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有一句经典台词：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席我都能对付！有兵团大田班五年的劳动历练，什么样的农活对我来说，都是“张飞吃豆芽”！我不晚来，不早退，不惜力，不偷懒，不做作，不矫情。没出一个月，我的表现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可。人前人后乡亲们议论纷纷：看着不起眼，没想到这个丫头还真挺能干的。
从春到秋的几个月内，我干遍了所有女劳力可以干的农活：捣粪、间苗（玉米苗、谷子苗、棉花苗）、耪地、追肥（化肥、农家肥、氨水）、拔麦子、打场、掰棒子、割谷子、拾棉花……
鸡对鸭讲，格格不入
农活的劳累和农村生活的艰苦对我不是考验。唯有孤独折磨我的心灵。
我们村子紧西头是一条小河，春天解冻了，涓涓细流清澈和缓。几块大石头，把河面分成三四个小支岔。横不成行，竖不成趟的十几棵柳树，有的歪着脖子，有的耷拉脑袋，有的斜探着身子，有的只存着半截子，伴着大大小小的石头蛋儿、石头块儿、石头板儿，形成了有大有小、有深有浅、阳光树荫错落相间的几个小水塘。随着天气转暖，几场大雨一过，河面陡然加宽。这里就成了半大小子的男孩儿们撒欢儿的乐园，他们光着屁股跑来跑去跳上跳下，折跟头扎猛子扑腾水玩耍打闹捉鱼摸虾；姑娘媳妇儿们洗衣服洗澡洗头消暑嬉笑打闹说悄悄话东家长西家短扯老婆嚼舌头乐此不疲。
每天中午三姐都拉我去河边。我喜欢一个人远远的坐着，静静的看着，无从加入他们。捧着我的半导体收音机和英语书，或发呆，或旁若无人。我回忆夏天绿色长满眼的乌加河，回忆躺在乌加河畔的沙土地上仰望蓝天，我们烧一抱干草，然后把小土豆和豌豆荚蚕豆荚埋进灰烬里，余温散尽，扒拉出灰底的干货，吹吹拍拍，那些烧土豆烧豌豆烧蚕豆呀，那叫一个香喷喷……三姐她们远远的招呼我：快点儿过来呀，你那匣子（半导体收音机）叽里呱啦有啥听头！你魔怔啊？
农村干活的特点是懒散，让我很不习惯。就拿“腰歇”来说吧。上午下午干活中间都有一次休息，他们叫“腰歇”。本来就是个抽袋烟、喝口水、上个厕所的短暂休息，结果搞成了男人们抽完烟树荫下睡一觉、女人们拿出鞋底子袜子垫儿小孩儿裤褂儿飞针走线，更有甚者，一溜烟儿不见了直到快下工再回来的！刚开始我不明就里，“腰歇”怎么没完没了？看明白了以后，每天早晨出工时我就背上书包，书包里装上几本书。“腰歇”一到，我也找个背静地方，或躺或坐，打开书包。我知道背后都在咬耳朵，指指戳戳，不摸针线的姑娘家将来谁家敢娶。
为了享受孤独，我学会了纺线，就是大家从电影、历史照片里看到的，延安大生产时期那种手摇纺车人工纺线。盘腿坐在纺车前，左手摇纺车，右手捏着一个小棉花条儿，左手开始摇，右手把棉条挂在线坨上轻轻向外拉，左手摇的速度要匀，不能时快时慢，右手拇指食指捏住棉条要不松不紧，向外拉的力道也要匀，用对了劲儿，纺车就“嗡嗡嗡”响起来了。左手摇，右手拉，棉花条拉成细细的棉线源源不断，一直拉到右胳膊完全伸直再也没有余量，再轻轻把线条向纺车底部的线轴送过去，又细又白的棉线就缠绕在线轴上了。
我特别喜欢纺线：左右手的“摇、拉、送”动作，伴着纺车轻盈的“嗡嗡嗡”声音，如果纺车木轴还有点儿缺油，还会发出有节奏的轻轻的“吱嘎吱嘎”声，那真的可以称作“美妙和声”！我陶醉其中。每隔三四天，就把纺好的线交到大队，按份量折合成工分。
村里有一个“大布厂”，用这些线织布，这是我们村的副业。在大布厂看布机的多是姑娘和小媳妇。他们可以常年在室内，比起风吹日晒的下地干活儿，显然轻松干净得多，一个个都细皮嫩肉儿的，所以他们自我感觉就是城里工人，高人一等。
据说厂里那几十台织布机，还是我父亲年代初期负责引进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认识通县一个棉纺厂的领导，他们更新换代，淘汰了的旧设备呢。反正我不羡慕那些大布厂的工人，我更享受在家纺线，我享受那种“独自静好”。
三姐早就眼红看布机的工作，却苦于没有机会。这下来了精神，撺对我：让老叔（指我父亲）跟厂长说说，咱俩都去大布厂吧，当个工人多清闲。我说：你想去你就自己找我爸爸跟厂长说去。三姐干瞪眼想不明白为啥。
有一天表哥突然带给我一个消息：县评剧团要招收新团员，他给我报了名。我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评剧团招新团员与我何干？表哥笑嘻嘻指指我的月琴，说：县城培训三个月，公家管吃管住不要钱，每天还给记全勤工分。要不是你的知青身份，哪儿找这么好的事儿去？原来表哥的战友是县文化馆的领导，走了关系才给我找来的“后门捷径”，我想想划得来。第二天，我坐表哥的“二等”（自行车后座，叫二等），到县里报了到。
培训班设在县城的文庙内，香河县的文庙我并不陌生。我母亲的老家是县城有名的大户人家，我从小在姥姥家的深宅大院里长大，那时候每年进京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光有限，一直到七岁上小学，才长期留在父母身边住在北京了。那时候我经常光顾文庙，每年一次的“祭孔”是必去的。
我们这几十个培训学员按男左女右分别住在大成殿前面两侧的东西厢房里。女宿舍是东厢房，四间大通铺。到底是县文化馆主办的，对学员实行严格的军事化封闭管理，吹哨起床后，先练功一小时，早饭后和吃完午饭小午休后，全是练功，晚饭后还有集体政治学习两小时，规定内容是读报纸、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什么的。
这个三个月的培训班，说是培训，其实就是根据每个人的专长，分进演唱、伴奏、舞蹈三个组里，各人自顾自练习，期间没任何人教授任何新东西，三个月后选拔人才。我既没有好嗓子和唱戏的功底，进不了演唱组，也没有漂亮脸蛋好身材，进不了舞蹈组，只能是“秃子当和尚”将就材料在伴奏组混吃混喝。
兵团过来的人，对再严格的军事化管理也不犯怵，我反倒很享受这种生活状态。早饭前的一小时练功，我基本就是跑跑步做做操锻炼身体；上下午大块的时间，我就用来看书听广播英语。我既没有唱戏天赋又没有留在剧团愿望，何必强迫自己为难自己？三个月脱产学习时间宝贵，机会来之不易，抓紧干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很快我就成功地把自己树立成那四间大通铺的中心人物，好歹我也是“不脱产干部”出身，有过五年的“干部”经历呢，晚上两个小时的政治学习均由我掌控安排，对我来说，尽可“随心所欲”。我教唱歌，讲故事，讲时事新闻，讲我所了解的外国比如苏联东欧日本的风土人情，讲我们建设兵团的趣闻轶事等等等等。
每天晚上，我们这个大通铺房都热火朝天，读书读报，唱歌一口气能唱半个小时，有时又突然爆发出尖叫大笑，常常不能按时熄灯。和这些淳朴得幼稚可爱的农村小姑娘们在一起，烦恼离我远去了。她们喜欢我，听我的话，因为我见多识广；我也喜欢她们，感觉比我过去的一班兵都好领导！
不尽如人意的孤独寂寞依然与我如影随形：在这偌大的文庙大院里，每一处房转角，每一处大树树荫下，人人都努力刻苦，个个都抓紧练功。小常宝想亲娘，宝爹想老婆，阿庆嫂刁德一智斗，郭建光夸奖沙奶奶，唱念做打，手眼身形步，每一招每一式都不含糊；笛子二胡京胡板胡大小三弦儿伴着扬琴手风琴吹拉弹唱，有时互相干扰更有互相合作；还有不少身轻如燕的小姑娘小伙子折跟头打把势、劈叉臥腰、高桌下翻、腾跳打旋子；再有几个咿咿呀呀练声、咪咪嘛嘛爬高音的，透着满脑门子的认真较劲，只有我是一个显眼儿的“另类”！
月琴只是我的摆设，有时候一整天都不带拨拉一下的。我只偏爱我的书和别人听不懂的叽里咕噜外国话。表哥可能通过他战友了解了我的表现，给我打过电话，嘱咐我要抓紧时间提高自己。人前人后我倒也从不遮掩自己的不认真不在乎。她们大惑不解的是：将来能登台唱戏的县剧团都吸引不了你，那你还想干啥？！
时间过的飞快，三个月很快过去了。选拔人才的汇报演出在县委的大礼堂进行。从边幕的缝隙，我看到前三排的大木头排椅子坐了二几十号人。我们伴奏组献演了器乐合奏——电影《青松岭》主题曲《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
“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啪啪的响哎～，哎爱嘿哎爱嘿依呦～，一挂那个大车，出了村呐哎爱嘿依呦～。冲破那个重重雾呀，跨过那道道梁哎，沿着社会主义大道，奔前方哎～～”
告别了可爱的小姑娘们和多才多艺的小伙子们，我坐着表哥的二等，又回村了。路上和表哥短暂的交流：
表哥：没考上剧团心里咋想的？
我：没考上就没考上呗。我真不会唱戏，我也真不喜欢唱戏。
表哥：听说你根本不用功，整天抱着戏匣子听叽里咕噜谁都听不懂的外国话？
我：谁说的？谁说听不懂？我就听的懂。
表哥：听得懂又顶啥？那能当饭吃还是当工分抵钱花？
我：又解饱又解渴，比钱还管用！！怎么着吧！
表哥：？！
自行车驶进村，最先经过小河边儿。正在嬉笑打闹的人们停下手，我的七姑八婶子们争相打招呼。“呦~！评剧团的演员今天回来啦！”“哎~！有你登台的戏可别忘了咱们呐~！”我偏着身子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刚好把脸扭向背人的一边儿。
孤独并不完全是享受
秋天到了。
天真蓝真高呀，一队队大雁向南飞去，有时排成人字，不一会儿又拉成一字。记得小学低年级时学过一篇美丽的课文：“秋天来了，树叶黄了，天气凉了，一群大雁向南飞。”通过学习这篇课文，我知道，南飞的大雁是一个群体，它们之间是有关怀和互助的。列队飞翔，第一是互助借力，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互助帮衬。如果有谁伤了或病了，因此掉队了，那一定还会有一只雁陪着它。是不是它们排成人字和一字的队形就是为了告诉头雁谁掉队了谁留下了陪着呢？抬头看着远飞的大雁，好羡慕它们呀。我默默思忖：大雁群体里少了一只，掉队的那只就是折断了翅膀的我。
不知为什么，接连几天，脑海里总是浮现“造化弄人”。也许真是造化戏弄我吧，来到农村好几个月了，除了生活上比较兵团的劳累紧张有改善之外，我竟然感觉不到快乐。有的时候真想不明白，到底这形单影只的日子有头儿没头儿呀？为什么要选择单打独斗？能有出头之日吗？
农民迎来了一年中最舒心惬意的季节。掰棒子，割谷子，割豆子，割高粱，刨白薯、刨花生、刨砟子、拉秫秸、拉豆秸、拉薯秧……，这几种农活在建设兵团是没干过的。对我来说，都算不上有技术含量的活儿，我一学就会，一干就能干得很好。秋收忙完接着就是秋种。清地、翻地、打垄、施底肥、播种……秋收秋种是农民一年农活占比份量最重的，一是全年劳动果实的收获期，再是关乎下一个收获期。这里机械化程度不高，绝大部分活儿还要靠人力完成。
连续二十多天高强度的劳累，我终于病倒了。压倒我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竟然是比稻草轻得多得多的跳蚤！忙完秋收接着秋种特别累，可能是被蚂蚁或什么不知名的小虫子咬了几个红疙瘩。后来有狗蹦子钻到衣服里，腰上后背上腿上接连被咬了几串硬硬的大包。刚开始没太在意。干活儿太累时，带着一身汗躺在树荫下歇歇是常事儿。突然有一天半夜浑身瘙痒折磨的我翻来覆去地烙饼。灯下奶奶一查看吓了一跳：我满身遍布红疙瘩，连头皮里都是硬硬的大包连成片！天还没亮又发起高烧。
奶奶急的拄着拐棍颤颤巍巍亲自跑到卫生所，请来赤脚医生给我瞧病。大夫仔细查看身上的硬疙瘩，翻看眼皮，又量了体温，跟奶奶说：别害怕，她现在的浑身大包是严重的过敏反应，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估计连胃里肠道里都有过敏的疙瘩，我听得清清楚楚，觉得他说的对，我确实感觉胃和肚子里的肠子都在翻扰、搅动，想吐，吐不出来，肚子下坠，想拉，拉不出来。
大夫经过综合考虑，确诊是由于劳累过度，带着热汗受风，内热外感，加上跳蚤引起皮肤过敏。大夫给了脱敏的药和退烧的药，说：没别的办法，只有吃药睡觉，慢慢熬着。可以熬点儿小米粥吃，如果实在瘙痒难忍，可以把小米米汤晾凉之后当药水儿涂抹。小米性温味甘咸，入脾胃肾经，滋阴消火，还有催眠的作用……
我吃过脱敏药片后就开始昏昏欲睡，但是难耐头剧痛，浑身关节僵硬，身上的硬疙瘩还是又痒又疼，让人难以安静下来。头晕的不能睁眼，任何东西都不能入口，连吃药喝几口水都要翻肠搅肚地吐出来，一直吐到黄绿色的胆汁。小米粥也喝不成，米汤抹身上也不起作用。不知道过了多久，迷迷糊糊中，我听见奶奶和大妈的对话：
大妈：是不是“撞客”了？
奶奶：我看像。叫叫试试。
大妈把一面镜子平放在奶奶的小炕桌上，又找出一个大铜钱，奶奶接过来，口中念念有词，一遍遍把大铜钱扔向镜子。大铜钱当朗朗清脆的撞击着镜面。突然，铜钱直直的站立在镜子上了！大妈一把抢过大铜钱，连啐带骂，快步出了北屋，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跟奶奶说：我把它扔灶坑里火烧过了，现在扔到水缸里了，一准儿淹死它。奶奶宽慰的舒了一大口气，转身摸着我的脑袋，轻轻的自言自语：好了好了，这回没事儿了。昏昏沉沉中，我终于睡踏实了。
醒来时，头不疼了，浑身的硬疙瘩也软软的平复下去了，三姐说，我整整又昏睡了三天两夜，除了喝点儿水，粒米未进。我只觉得头重脚轻，走起路像踩着棉花，腿软软的，摇摇晃晃。奶奶拉着我的手，叮嘱我以后再也不能这么拼命傻干了，累坏了咋办？
后来我问三姐，她们拿铜钱镜子干什么啦？
三姐神秘兮兮的说：你碰上“撞客”啦，是奶奶和我妈生把你抢回来的！。
从谁手里抢回来的？
三姐说了一个名字，我根本不认识。
三姐说：你当然不认识，他都死了好几十年啦！
什么？！我一脸错愕！！
三姐说：没听见我妈一个劲儿啐他骂他吗？他以后不会再来了。
我惊恐的头皮发炸，后背阵阵发凉，浑身汗毛收缩，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难道这就是小时候听到过的鬼故事的现实版吗？真的让我碰上了？我照照镜子，看到镜子中一个蓬头垢面满脸蜡黄的苦脸儿似乎在自嘲：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故事的！
梦难圆
直到现在，我仍然在为一件事情懊悔不已。
摘完棉花，进入冬闲，奶奶力主我回北京过冬天，因为家里太冷，别冻坏了。我不想回北京“猫冬”——怕万一有招生的机会我不在，这一年的苦干就白瞎了，奶奶逼着表哥给我想个主意（伯父已经于秋天因病去世了）。表哥说：听干爹念叨过，找咱们公社的老书记在公社里给四妹子找个事儿干干，我问问去。几天以后，表哥兴奋的告诉我：可以去公社当电话员。
就这样，我离开了奶奶，离开了老家。没想到这是奶奶在这世间最后一个冬天。我竟然失去了陪伴奶奶走到生命尽头的机会。
在公社当了八个月话务员之后，我被挑去县外贸局当了一年多临时工，主要工作是协助局领导协调与地区外贸局出口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的业务。
年11月份，我被招工进香河县花丝厂，当了一名烧蓝工人。
年冬天，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恢复了，我和千百万知青一起参加了招生考试。香河县的招生学校没有北京大学，我报考了张家口师范专科学校——那次唯一的有外语专业的学校。然后就是漫长的在期待中的等待。不记得过了多久，县文教局招生办打来电话，通知我，要政审了。问我能不能带他们外调人员进京到我父母的工作单位外调。我说：不但能，而且是特别能！
带着两个文教局的干部一路畅通，完成了外调工作。继续等，等录取通知书。我完全有自信。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又是一年春暖花开时。各地高校陆续开学。但是我一直没有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来得知：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早就报到入学了，也是张家口师范专科，英语专业。那是一个男生。
事情到此，我心情反而异常平静，异常淡然。
年6月我离开了香河县花丝厂回到阔别整整十年的北京。
心头飘出林语堂的一段话：
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心底，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事实。
北京大学新闻系，那是我儿时就企盼的梦想。
我欠自己一个梦没有圆。
今生今世梦难圆。
作者青年时期
作者：刘平清，年毕业于外贸部子弟小学，考入北京中；年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年转河北省香河县农村插队，期间务农、话务员、外贸局临时工；年招工进入香河县花丝厂当烧蓝工人；年回北京进入首都钢铁公司矿山公司外事办公室；年离开首钢，调往煤炭部石家庄设计研究；0年回北京，先后在国企、民企公司工作；年退休。
来源：新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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